摘要: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引导产业发展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对企业经营决策和治理机制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6—202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产业政策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鼓励类行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盈余质量和盈余持续性,降低以会计业绩衡量高管努力程度的噪声,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更好的外部治理效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更显著;对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环境较好、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果深化了对产业政策影响实体经济作用机制的理解,同时拓展了高管薪酬激励的宏微观互动框架。
摘要:物流标准化是推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降本的重要战略举措,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但现有研究却极少关注物流标准化在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中的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9—2021年城市面板和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以物流标准化试点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物流标准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试点地区相比,物流标准化试点地区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力提升,这一结论经过系列双重差分法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硬环境"和营商环境"软环境”是物流标准化激发城市创业活力的必要支撑条件,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物流标准化激发城市创业活力的效果最为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不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且对邻接城市的创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物流标准化主要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创业活力,细化行业类型显示,物流标准化对流通性服务业创业活力的影响更强烈;物流标准化与三网融合、信息惠民、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在提升创业活力上形成了政策联动效应,共同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物流政策推广和激发创业活力提供了智力支持。
摘要:在县域人口持续流出的背景下,评估某一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应当同时考察总量、人均的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基于中国2010—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简称"示范县"政策)视为准实验,文章使用多时点DID方法识别该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GDP,同时未降低人均GDP,并有效减少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未造成县域人口进一步外流。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县,以及位于人口流动大省或距离省会城市越远的县,示范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有助于解决农村电子商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高市场可达性,并激励更多农民参与电商的消费和销售活动,从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最后,该政策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且整体收益大于实施成本。研究结果可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实证支持。
摘要:基于对中国现实背景与经济结构特征的思考,文章构建出包含经济不确定性和双重金融摩擦机制的非线性DSGE模型,从理论上探究经济不确定性下“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攀升容易引发“滞胀”以及经济、金融周期之间的“悖离"现象,可能导致“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困境。其次,从政策传导路径来看,附加债务整顿和政府援助作用的财政政策可直接增加财政空间、缓解银行杠杆问题;混合型货币政策在实现“稳增长"的同时却容易造成金融风险问题;宏观审慎政策针对性强、传导路径通畅,能够直接用于降低金融杠杆。最后,从政策效果来看,宏观政策缺乏合作容易在经济目标上“顾此失彼”,政策的搭配使用则可继承单项政策的正向效能,创造政策空间;特别地,在存在双重金融摩擦的非常时段,三种政策联合使用、短期搭配在稳定经济金融和改善社会福利方面更为有效。研究结论揭示并捕捉了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路径及其在“稳增长"与“防风险”方面的具体效能和福利损失水平,为更加有效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纾困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摘要:提高债券定价效率是防范化解债券市场风险、完善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关键所在。以2013—2021年地方国有企业债券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地区内首次发生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的外生冲击,考察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对债券定价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地区内首次发生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后,同地区未违约地方国企债券信用利差显著上升。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削弱债券投资者对相同属地内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预期,增强债券投资者对国企债券的风险感知,投资者更加关注地方国企的盈余等反映信用风险的企业基本面信息,要求更高的回报作为风险补偿。进一步还发现,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地区和到期债务压力较高的发债企业,无担保人条款、有交叉违约条款的债券,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更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削弱债券投资者对相同属地内国有企业债券的隐性担保预期,增强企业信用风险基本面信息关注度,促进地方国企债券信用风险的市场化定价。研究为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摘要:近年来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松绑既带来了灵活化的股份回购操作,也给债权人带来了风险。本文以我国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PSM-DID模型实证分析了股份回购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股份回购会显著增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第二,作用条件检验表明,在过度负债水平高、融资约束水平大的公司,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股份回购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增大作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水平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不具备股份回购条件的公司强行回购,更有可能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增大;而艮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削弱股份回购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保护债券投资者的权益。第四,拓展性分析发现,无论股权激励股份回购还是市值管理股份回购,均显著增大了债券信用利差,表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股份回购缺少基本面支撑,可能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行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我国股份回购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为我国股份回购改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在多变的全球化局势下,数字化转型为增强多元稳定的对外经贸格局提供新视角。文章以A股上市的国际化公司2010—2022年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海外投资子公司增加、维续和退出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布局,进而从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稳定发展的视角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维续与拓展,加强了多元化的经贸格局。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声誉,降低资产专用性和供应链集中度,从而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稳定与拓展。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新质生产力和高环境规制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海外投资市场维续与拓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于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市场维续与拓展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对外投资新拓展市场的能力越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海外关联公司层面的双向布局模式会促进数字化转型对海外经营韧性的赋能效应。文章不仅为推进国际化企业数字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维护中国多元化的经贸格局和稳定的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提高中间产品的创新能力与供给质量,推进对外开放策略转向中间产品创新优势,是解决出口结构“低质低价"贸易瓶颈问题的主攻方向。文章基于WIOD2016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考察了中间产品创新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和核心产品首位度。动态效应检验发现,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延续性,而对核心产品首位度影响的时间延续性较弱。机制检验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要素配置扭曲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中间产品创新作用于企业出口组合调整的具体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竞争策略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竞争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和高市场化水平区域而言,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产品范围扩张和核心产品首位度提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区分中间产品创新投入来源差异检验发现,本国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产品范围和核心产品首位度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他国中间产品创新仅对出口产品范围存在积极效应;区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发现,中间产品创新的范围扩张效应来源于中间产品范围和最终产品范围的双重扩张,而对核心产品首位度的提升效应则主要来源于出口核心中间产品。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强化中间产品创新以提高中间产品供给质量,并逐步释放其贸易价值创造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