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银发力量”不可或缺。新时代的老年社会参与不仅是老年人个人权利和选择,更上升为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社会行动类别。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从老年社会参与的目标、主体、特征、内容、形式和价值的不同维度,对新时代中国老年社会参与的内涵进行诠释。进入新时代,随着参与的主体、领域和价值不断拓展,我国老年社会参与在劳动就业、志愿服务、老年教育、数字参与中面临新形势和新机遇,老年人的参与需求更加多元化,参与形式与内容也在不断创新。但是,当前老年社会参与也面临着制度空缺与衔接不畅、组织体系不健全、能力支撑不足、参与机会不平等、传统观念制约、数字技术鸿沟等挑战。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立足政策和实践的不同层面,从制度设计、组织建设、机会拓展、观念重塑、能力支撑和科技赋能等方面共同发力,以促进新时代老年社会参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摘要:释放银发消费潜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重点。建构“环境—能力—情绪”理论框架,认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通过直接作用和重塑银发人口环境一能力一情绪关系的中介作用,对银发消费产生复杂影响。利用CHARLS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发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通过直接作用使得总银发消费提高了约 10%-11% ,衣食居住等基础型银发消费提高了约 9%-10% ,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等发展型银发消费提高了约 18%-20% ,但对享受型银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实证研究发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中介作用主要通过改善社区环境主体性、空间性和社会性,提高银发人口行动能力、健康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强化银发人口自信、愉快、满意和储蓄投资偏好情绪,来促进银发消费。进一步分析表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银发消费的影响存在年龄、性别、城乡和失能状况等多维异质性,60岁及以上、男性、农村和非失能家庭的银发人口对政策呈现出更强的消费反应,而且政策影响具有时滞性和持续性。应进一步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政策措施,形塑与构建银发人口生活环境、综合能力和心理情绪的良性关系,助力银发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助推银发消费高质量发展。
摘要:失能评估标准决定失能评估口径,关联失能照护需求,深刻影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基于2015—2018年CHARLS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齐次性Markov过程,依据国家试行失能评估标准、Barthel量表和青岛地方失能评估标准,测算三种口径下我国老年人失能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及失能人口规模,并在保障基金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进行不同失能评估标准的待遇支付模式设计的测算。研究发现,国家标准测量的总体失能照护需求最低,Barthel量表略高于国家标准,青岛标准最高;试点城市将失能评估标准统一为国家标准时,会“挤出”部分原待遇享受人员;实行国家标准并配合差异化待遇支付模式,可显著提升基金可持续性。研究建议,在推广国家标准过程中,需出台过渡政策以保障受影响人群;构建差异化待遇支付模式,设计阶梯式支付比例,逐步覆盖部分中度失能群体;建立评估标准互认机制,减少不同评估体系间的摩擦,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展。
摘要:面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开展生育友好指数构建研究,科学、系统地评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情况尤为重要。结合生育友好相关理论,构建包含生育状况、生育保障和生育支持三个一级指标在内的生育友好指数体系,并通过德尔菲法和CRITIC法组合赋权,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测算与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支持是衡量生育友好的关键因素。全国生育友好指数为82.73,呈现左偏分布,各地区指数值显示出地理毗邻性与集聚性分布特征,且省际差异显著。其中云南、吉林、浙江三省得分位列前三,而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得分较低,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生育友好建设的非对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两方面的深层问题:其一,各地区在生育状况与生育支持方面的发展存在错配现象,政策力度与生育意愿提升未形成有效联动;其二,区域间的差异格局复杂,表现为东北地区内部差异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的差异则最为显著。基于此,提出构建生育状况动态监测体系,实施差异化区域协同策略以破解生育状况与生育支持错配难题,同时完善生育政策传播机制与价值引导体系等政策建议,以期全面提升全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水平。
摘要:养老服务业制度创新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势必会带来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养老服务业制度创新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总体上能够增加企业劳动需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通过规模效应、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和供应链溢出效应增加劳动需求,但其所引起的资本替代效应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重塑了行业的就业结构,政策实施后试点区域的制造业、科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总体上劳动力需求增加,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分技能结构来看,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呈现出技能偏向性特征,尤其是对制造业、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更为明显,在优化制造业企业就业结构的同时,也造成了制造业、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低技能员工的结构性失业。以上结果揭示了养老服务业制度创新促进企业就业的微观经济后果及其内在机制,并为当前各级政府解决就业难问题、实现稳就业的基本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摘要: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意义重大,而数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据交易则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考查数据交易对就业的影响,构建一个包含数据交易平台、异质性技能劳动且能很好地匹配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引入中国2000—2023年实际数字技术冲击,设定数据使用竞争和非竞争两种数据交易模式,通过反事实模拟评估实施数据交易对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实施数据交易至少创造了 54% 以上的总就业量,能明显增加就业水平。分年份来看,实施数据交易对单个年份就业量至少能提高近 10% ,最高能达到近 200% ,且数据使用非竞争情景中就业增长比例更高。异质性层面,实施数据交易对低技能就业短期产生替代效应,长期为创造效应,但对高技能就业和总就业都始终呈现创造效应。对于高技能就业和总就业,数据使用非竞争情形中创造效应均强于数据使用竞争情形。对于低技能就业,数据使用非竞争情形中替代效应强于数据使用竞争情形。研究为理解数据交易对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宏观动态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际检验,对于全面促进就业扩容有重要意义,也为数据经济背景下的经济效果评估提供了新思路。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提升生产效率和推动产业变革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劳动者工作内卷。系统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工作内卷的影响效应及深层次影响机制,既是实现“技术向善”的必要前提,更是防范数字鸿沟扩大、避免产生“数字贫民”群体的重要保障。基于“科情在线”平台收集的20150份有效问卷,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对内卷的影响效应,并区分主动内卷和被动内卷两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对内卷具有促进效应,且对劳动者主动内卷的促进效应大于对被动内卷的促进效应。将人工智能冲击引致的裁员预期纳入机制分析后发现,企业超预期裁员会削弱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对内卷的促进效应,顺预期裁员则会放大二者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裁员(无论是超预期还是顺预期)通过引发劳动者低价值感调节人工智能技术渗透与内卷的关系;其中,顺预期裁员形成的劳动者低价值感会放大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对内卷的影响效应,而超预期裁员形成的低价值感,由于增强了劳动者的离职意愿,会削弱二者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应当重视人机协同发展、培育智能增强而非简单替代的产业生态、政企协同构建人力资本发展体系、促进就业平稳转型等政策建议。
摘要:关于网约平台劳动者过度疲劳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工作时长、劳动强度等方面,缺乏从数字技术强化劳动的视角讨论其对网约平台劳动者健康的影响。采用分层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样调查了全国2200位外卖送餐员,以此分析劳动强化对外卖送餐员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基本回归和有序Probit回归发现,劳动强化明显不利于该群体的健康发展。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在2SLS、LIML、GMM等多种估计中该结果具有一致性。且通过替换衡量健康水平的变量、替换衡量劳动强化的变量后,该结果依旧稳健。过度疲劳在劳动强化对外卖送餐员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技术的影响分为两个方向:数字技术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强化对健康的损害,而数字技术的控制性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强化对健康的损害,二者作用相反。基于上述结论,从国家政策层面、社会宣传层面、平台企业层面和劳动者个体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摘要:激发低龄老年人群劳动参与,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困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的题中应有之意。立足数字化、智能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并通过构建“劳动意愿一劳动能力一劳动机会”的分析框架,利用“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冲击和2011—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五期平衡面板数据,建立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抑制了老年劳动参与,平均而言处理组老年劳动参与率较控制组低约4.7个百分点,该结论在安慰剂检验、调整样本范围、考虑同期政策干扰以及进行PSM-DID估计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老年劳动参与的负向冲击主要发生在女性、城镇户籍、高养老保障待遇以及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个体中;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鸿沟效应、技能贬值效应和职业替代效应是数字经济抑制老年劳动参与的主要机制,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尽管数字经济会挤出老年劳动参与,但其同时显著降低了老年个体感到抑郁和孤单的概率,即存在健康改善效应。文章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在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老年群体等“数字遗民”的福利损失。以上为扩大老年人劳动参与和推动数字时代的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5.05.010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当下我国进入人口发展新常态,如何积极应对我国人口总量减少、结构老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它们在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系列变化与现实挑战,始终是我国学界关注的话题。为了进一步促进人口与就业方面的研究,加强相关领域对话,“新时期中国人口变动与劳动就业”学术研讨会于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