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各高校应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要求,合作攻克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课题,携手面对发展过程中的挑战,继续谋划推进高校建设的国际化战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效互动,探索多主体参与的路径,增强合作动力,扩大多边合作联合培养模式,可以构建面向未来文化互动融合发展的“深层次、多渠道、高效率”的国际合作教育机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紧密的、多元的东北亚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体系。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力推行中等学校殖民教育政策。以《教育敕语》为准则,全面实行对中国人的中等教育方针与法令;注重日语教育、实业教育以及“日本精神”的灌输;大力实行愚民教育和民族差别教育;控制中等教育教师等等。通过这些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青年学生灌输其奴化思想,以快速培养大批可供日伪驱使的奴仆,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中等学校殖民教育政策涉及了中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特点。此等殖民教育政策不仅破坏了中国东北原有的学制以及教育生态,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东北青年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初登文坛,他在自己的几部小说以及演讲、游记中,均提及了日俄战争。在这些作品中,夏目漱石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讽刺并反对战争以及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反战意义。但应当注意到的是,夏目漱石的反战思想亦有其局限性,他对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的认识不够彻底,对战争给他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与伤害缺乏深刻认识,对殖民地人民亦存在深深的歧视与偏见。在军国主义正在扩张的明治时期,作为日本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其思想的局限性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对其思想中的糟粕部分,我们应予以鉴别并批判。
中岛敦的短篇小说《山月记》中有一首汉诗并非作者的原创,这首诗采用了与《人虎传》中的汉诗完全相同的形式,而表达的意思与原诗并不相同。《山月记》中的汉诗是《山月记》这部小说的一部分。为了明确《山月记》中的汉诗在这部作品中具有的作用和意义,首先从汉诗所处的位置入手,按作品的结构顺序对其进行纵向考察;其次对汉诗的内容进行分析,在《山月记》的整体语境中解读这首汉诗。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深入理解这首汉诗的含义以及主人公李征的思想变化。
民法作为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基本法,是各国的重要法典之一。朝鲜民法也是朝鲜的主要法典之一。自朝鲜确立政权之后,朝鲜民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具有朝鲜特色的民法理论。从现行朝鲜民法的构成入手,具体研究朝鲜民法的形成与发展,探讨朝鲜民法的特征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朝鲜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免责制度是现代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该制度可以实现债务人的“重新开始”与债权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选择韩国作为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借鉴对象,主要是基于韩国博采东西方破产制度之长的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的法律文化。通过梳理韩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免责条件、例外情形等方面内容以及对我国目前试点地区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可以总结出供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国际移民引领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从实证的角度探讨韩国移民引领着韩国对中印两国的直接投资,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对比韩国对两国的移民力度,可以发现韩国移民印度相较于中国力度不足,阻碍着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虽然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地缘政治影响下有向印度转移的呼声,但实质上在可预见的未来较难实现。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近代以来,随着关内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汉族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促进了这一地区多民族间的文化互动,为东北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北文化是以汉族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为底色,融合了满族文化、朝鲜族文化、日俄文化、胡子文化等文化形态,而逐渐形成的多元复合型文化。东北地区的多元文化因素和谐共生,既丰富和发展了东北文化,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从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视角来研究东北文化,这对于增进我国的文化自信、对于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延边旅游消费趋势的变化,中国朝鲜族旅游纪念品设计逐渐成为产业创新突破的关键。以朝鲜族传统旅游纪念品设计为研究目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采取实证研究法对产品设计属性与消费行为进行影响探究,进而通过SPSS22.0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朝鲜族旅游纪念品的三种设计属性对消费者的产品态度及购买意愿产生积极影响;第二,产品设计属性中的人性化设计属性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价格敏感度在消费行为上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朝鲜族特色的产品设计应因地制宜,实施对应的设计属性和市场营销战略。
20世纪 80 年代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朝鲜族小说对变化的经济文化环境做出及时的反映并呈现在大众视野。其爱情叙事将创伤、欲望、物质等多种主题进行了全方位挖掘,在本能与人性之间真实地呈现了诸多心理、社会经济元素之间纠葛冲突的状态。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对人的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加以探讨,是爱情叙事研究直面人性与社会本相的重要途径。
朴草兰是有代表性的“70后”朝鲜族作家之一。在20余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她一直在探讨“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等人生的根本问题。“追寻自我”是朴草兰作品的重要主题。她运用老庄思想的诸要素,哲理性地展现了小说人物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状态,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且具有创新性的文学实践。通过文学书写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价值观,是朴草兰小说的重要价值。
日据时期的朝鲜作家金史良曾受同时代中国作家鲁迅的影响,并由此创作了《Q伯爵》。金史良《Q伯爵》中“Q伯爵”的原型正是源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这部作品是对《阿Q正传》加以改造与重塑的一部杰作。“Q伯爵”与“阿Q”在时代背景、身份、性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在人物形象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差异。其原因可以从时代背景、作家对人物赋予的期待以及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朱耀燮出生于朝鲜平壤的一个富裕家庭,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上海求学,其间参加过“五卅运动”。20世纪30年代后他又在中国北京度过十个春秋。在上海期间,他关注最下层人民的不幸命运和贫困问题,通过“他者”确认母国贫困问题与殖民性,为朝鲜国内新倾向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增添了异彩。另外,朱耀燮在北京时期,刻画了各种各样旅居中国的朝鲜人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不仅包括朝鲜流浪女性形象,还有传统朝鲜女性、单相思女性等形象。作者通过细腻的女性心理描写,彰显了朝鲜现代小说的底蕴。
文学翻译是一种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改写行为。为了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翻译的韩国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背景,采用ST、TT对比分析法,可以有效分析韩国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改写事例以及导致改写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译者在翻译韩国文学作品时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且这种改写使得原作的人物形象以及韩国文学的形象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云英传》创作于朝鲜半岛“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时期,带有尊唐抑宋特点的诗歌理论体系在李睟光、许筠等众多文人大力推动下业已形成。受此影响,《云英传》自然也以盛唐诗为诗歌的最高审美典范。在诗学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的互动中,作者通过精心设计,有意识地介入叙述,将所塑造的人物都变成学唐者,对学宋则鲜有提及,使得作品内容显现出有悖于李瑢及其所处时代真实的诗学倾向,刻意夸大了唐诗在朝鲜朝初期的影响力,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助推朝鲜朝中期诗坛学唐之风的蔓延。这是我们以往研究韩国古代小说与诗论常常忽视的地方。
中俄跨境赫哲语与那乃语已被列为严重濒危语言。在国际多语语言战略背景下,中俄两国均从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学校教育、社会活动、跨境交流等方面对赫哲语与那乃语语言能力进行了建设,但是两国的建设存有异同。我们要发挥中国赫哲语语言能力建设优势,借鉴俄罗斯那乃语语言能力建设经验,树立语言经济资源意识观,培养有语言天赋的跨境民族子女的多语能力,实施跨境语言认证制度,为跨境语言证书获得者提供优先优待政策等举措,以便保护与传承跨境语言,促进跨境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提升跨境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
语法项目是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要点,汉语二语翻译教学将语法项目作为切入点,以韩国语母语的二语学习者为教学对象开展韩汉笔译教学,以唤起学习者的问题意识及建构二语翻译教学的实践策略为目的。在学习者报告和教师点评等多轮报告-反馈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有效考察学习者语法项目的类别、数量并分析学习者语法项目识别模式及其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语别化的二语翻译教学发现学习者语法项目的识别是将二语作为基础,其方向是从二语至一语,呈现逆向迁移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