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管新规作为资管行业首个统一的强监管政策,对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直接产生限制作用,但是对于实体企业创新的最终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广义DID模型可以厘清和验证资管新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影子银行化程度较高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显著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资管新规对企业
摘要: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
摘要: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与现实场域,但马克思绝非是将劳动主体与资本主体进行机械的二元对立,而是经历了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出发,在建立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后,完成以资本逻辑为统摄来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视角转换。通过对劳动、劳动能力与劳动力的区分,劳动力商品成为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理论中介。一方面,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分析框架下成为商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沃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超越和突破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束缚,在系统把握党全面领导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两个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精髓在于它
摘要:在“后巴黎时代”,能源正义逐渐成为能源转型的应有之义。能源正义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区域间、国家间的能源利益与能源责任,为能源转型提供道德标准、价值理性与理论框架。能源正义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吻合,能为我国能源转型之路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其中,人口规模与能源消耗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转型面临的基本国情,这既反映了能源转型之路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意味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潜
摘要:习近平讲中国故事富有话语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是对中国故事的权威表达,为传播中国方案、中国理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和实践范式。话语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讲中国故事的话语生成有其独特的时代语境、实践基础、理论前提和文化根基。习近平立足现实问题、围绕时代新变化、放眼全球新发展,通过借用中国传统故事、提炼现代中国故事、融通世界与中国故事,将历史智慧转化为话语
摘要:数字技术嵌入公共管理领域后,在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官僚主义弊病。在公共管理数字化转型中, 数字官僚主义通常以“痕迹主义”盛行、 “电子衙门”林立、 “信息烟囱”众多、“面子工程”泛滥、“信息轰炸”频繁等形式表现出来。数字官僚主义的出现和蔓延造成了诸多危害,包括背离数字政府建设初衷、加大基层工作压力和负担、削弱数字政府治理效能、损害政府公信力、增大政府问责难度等等。为此,需要通过
摘要:随着现代技术日益被国家行政体制所吸收,代表国家治理的基层政府与代表社会自治的城乡社区之间的张力和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基层治理的最终效能。在技术赋能之下,行政下沉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拓展,网格化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资源柔性下沉的载体、基层力量整合的组织基础以及行政感知和信息汲取的触手。但是,行政下沉本质上是遵循党政统合体制运作逻辑的自在过程,而技术赋能只是助推了这一趋势。行政下沉也并不必然压缩自治
摘要: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性”作为逻辑起点,拆解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体系,以感性的实体活动和实体关系化解抽象的思辨活动和思辨关系。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是对象化的直观,“直观”是对象化的感性;“感性直观”是“感性—对象性”的“实体实践”和“实体关系”;“实体即主体”统一于“实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复调叙事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感性的人的活动”重新奠基“感性—对象
摘要:中华文明的内核是法儒文明,即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治天下的意识形态二元结构。然而,由于中华传统诸子百家均对工业文明无所涉及,中华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了迷失,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工业文明学说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超越传统的法儒文明思想体系,实现中华文明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性升级。 关键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马
摘要:在先秦儒家学者中,荀子最为明确地提出其群体观,主张“人生不能无群”且“人能群”,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荀子以“分”作为人能群的原因,以“义”作为“分”而能行的根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延伸。他认为“以分结群”和“以义成序”的根据在于人有“心”,心可辨“分”识“义”,即辨“人道”;再进一步,在“以心辨道”的同时“以学增能”,即践“人道”;而“人道”的最终指向即是一个和谐的群体。“
摘要:从学术史来看, 《祝福》一般解读为“礼教吃人”或“四大绳索”戕害人。如果回到《祝福》的生成情境,即1923年周氏兄弟从怡怡到陌路以及科玄论战鲁迅的缺席,《祝福》的读法就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性。本文从无家、无常、无声三个方面探讨“弃”的书写,以回应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上溯“神思”,下接“达性说”,这种“弃”的感伤抒情形成了独特的“弃”的美学。 关键词:《祝福》;弃;神思;科玄论战;美学 中图
摘要:“还原鲁迅”一直是1980年代以来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话题,但经过40余年的“还原”,反而出现了更繁杂的鲁迅面相。透过符号学视角,可以恰切地描述这种困境:“还原”之“原”的鲁迅,实乃公共话语空间中携带繁复意义、能被感知的一个特殊符号,而非曾经的绝对实体。这个常识极易因鲁迅形象的生动而遭忽视。经过历史衍义和符号传播两个层面的符号化过程之后,“鲁迅”符号混杂着多重(甚至极端对立的)解释项, 隐含着
摘要: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
摘要:张承志也许是最难以言说的一位当代作家。从早期响彻文坛的小说《黑骏马》到最近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张承志所表现出的一贯、坚决、特立独行,使得他在当代文坛中的存在显得既简单又复杂。不管是张承志自己还是学术研究界,一直将其与鲁迅进行比对。鲁迅的确对后代作家持续地产生影响,而张承志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经典案例。两位作家在孤独、决绝和坚韧方面极具相似性。这在革命话语、知识分子同行、日本体验、价值
摘要: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 高丽
摘要:上海解放初期,如何接收和管理数量众多、品类纷杂的各类生活、生产物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上海的接管过程能否平稳有序地开展以及城市生产能否迅速恢复。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快接细收”的办法,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协助接收清点,既提高了接收效率,又防止了反动分子对各类资财的隐匿和破坏,还避免了接管工作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对于接收到的大量物资,采取了统一管理和拨付,归口清晰、权责分明,保证了接管工作
摘要: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正逐渐成为各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数字金融所含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加上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数字金融技术革新所致的跨界经营和协同创新必然带来安全挑战,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难度日益增加。有鉴于此,需通过优化科学有效的法律规则来指引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监管规则、明确监管主体、划定监管权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充分发挥综合监管职能,破解数字金
摘要:随着自动驾驶车辆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区分辅助驾驶车辆与自动驾驶车辆的法律责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我国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等来看,对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民事责任等有所规定,但如何规制其刑事责任的确定尚处于空白状态。确定自动驾驶车辆事故的法律责任,不可能无视刑事责任,关键在于如何认定事故中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影响车辆事故之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在过失
摘要:我国传统理论对事后防卫的认定过于严苛,急需改良。现有通过引入“量的防卫过当”概念来扩展防卫过当成立范围的方案因深度绑定“一连串的行为”论,导致了防卫人罪名与刑罚加重的逆转现象、对防卫过当成立范围的不当限缩及对合法的正当防卫行为的溯及评价,不具适用可能性。应将侵害结束后的行为单独认定为“事后的防卫过当”。事后的防卫过当以“事后性”的特征区别于正当防卫与强度的防卫过当,以超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