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思索,常被民族国家形态锁定。之所以如此,既因为它是如今国家普遍形式的现实性,也因为它是前接古代国家、后启超民族国家的国家建制。国家与超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思索的基本坐标。民族国家必然走向超民族国家,既是因为民族与国家的形式建制难以吻合,也是由于这一国家形态的形式结构与实质结构难以接榫。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如果确认审视国家的坐标不是僵化固定而是可以变动的,那么在过去、现
摘要:现有文献大多证明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学界对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效应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京津冀城市群2010—2021年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可以更直观地考量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总体上呈正向促进作用,本地和邻地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都对本地的人均GDP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交通
摘要: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有效推进以“挖掘金融数据要素价值”和“保障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为核心的金融数据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相关政策文本分析,可以明晰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政策脉络、理论逻辑和实践进路。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制度文本的三层次分析框架,我国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政策脉络围绕“制度设计—实施策略—保障措施”三大核心范畴建构。从理论逻辑
摘要:城乡多元共同富裕论是中国分配制度、乡土文化、地理特征、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探索多元共同富裕模式对揭示共同富裕规律及扩大城乡就业至关重要。乡村共同富裕包括企业、家族、集体等三种共同富裕模式。比较三种乡村共同富裕模式发现:企业主导型共同富裕呈碟状分布,具有路径较长、成本适中的特点;家族主导型共同富裕呈网格节点分布,具有溢出路径短、治理成本小的特点;集体主导型共同富裕呈孤岛分
摘要:相对贫困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于贫困问题治理的逻辑起点和关注重点,而共同富裕是否实现取决于特殊困难群体能否摆脱相对贫困状态。三峡库区移民群体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以湖北三峡库区119户农村移民家庭这一特殊群体为例,运用改进的ELES模型对该类特殊群体的贫富状态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样本内部贫富分化态势严峻,实际支出远高于最低生活支出的相对富裕家庭占比仅为17.64%,收支基本持平的中间阶层占比
摘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指人的物质利益实现及其过程对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杠杆作用,这一原则落实到道德领域则是指物质利益对人的道德发展和社会道德进步的撬动作用。因为对“现实的人”而言,物质利益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第二性”的,物质利益具有根本性。道德就是在调节与化解社会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然而,并非任何性质的物质利益都能够成为撬动道德进步的根本力量,唯有“正确理解的利
摘要:儒家礼教并不是以一套亘古不变的政治道德社会规范来驯化人,而是主张遵照时代生活方式本身的节律、轨迹制作与生活方式相适宜的礼教规范和礼节仪式,然后循礼而行以为教化,在教化中让人一方面适应既有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还要突破既有生活境遇的限制,创造、建构人自身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进而实现“自爱—爱人”相平衡的“仁爱”价值理想。故儒家礼教是与时代生活方式变迁同步日新的礼教,是一种“新礼教”。礼教具有教人
摘要:互联网已成为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网络媒体负有监测社会环境、引导公众正确认知社会的重要责任,其传播的事实类信息应保证真实性、完整性、重要性和代表性,观点类信息应该是客观、公正、理性和平衡的。媒介环境学认为,传播技术对媒体信息具有潜在的规定性。从这一视角考察可以发现,网络传播技术决定了网络媒体具有诸多不同于传统大众传媒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其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社会信息碎片化、信息传播偏态化、信息个
摘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欲嫁女于避难至齐国的陈公子田完,懿氏之妻卜得繇辞“凤皇于飞,和鸣锵锵”,即所谓“凤兆”。杜预、孔颖达以凤凰别为雄雌为逻辑起点来解读“凤兆”,逻辑前后不一。考察《左传》叙述“凤占”的文本语境,并参酌《诗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所载凤凰的内涵及南北朝时期庾信等的“凤凰于飞”事典用例可知,《左传》“凤兆”是以凤凰与众鸟和鸣喻田氏赢得政治声誉并预示其将代齐有国;不过,唐代“
摘要:开禧北伐失败后,中路襄阳、德安府被金人围困,直接威胁鄂州。德安府被围一百零八天后,广大人民忍死共守,诸将与金人斗智斗勇、奋力拼杀而解围。德安府通判王允初是主导德安保卫战的总指挥,其功在首;湖广总领兼知鄂州项安世增派援兵,打破了双方力量的平衡,最终实现德安之围的破解。其他如薛叔似、吴猎、李师尹均无多大作为。据此史实,可将开禧年间张镃词《水调歌头》《满江红》及项安世创作的诗歌作确切编年。 关键
摘要:当代藏族作家降边嘉措近六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经历了早、中、后等三个时期。早期凭借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开创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长篇小说叙事之路。中期展开西藏历史、文化的多文体写作,礼赞“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后期对藏区革命史进行系列化非虚构叙述,展开藏区革命历史的多维书写、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建构或重塑英雄格萨尔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降边嘉措文学创
摘要:从“船工小说”到神农架、荆州系列,陈应松在经历了怀忆思愁的感伤彷徨后,将乡愁与大地、个人与命运、生命与死亡、底层与苦难、时代与民族等联系起来,书写乡村疼痛,抚摸底层生灵,言说人类生存命运,找到了一条文学还乡、精神还乡之路。由此,其作品既具有原乡书写的意味,又应和民族、时代、大地脉动,成为现代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表达。 关键词:生命还乡;原乡书写;乡愁;大地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7
摘要:《艺文类聚》所收北周王褒《京师突厥寺碑》,是中古时代与突厥有关的重要佛教材料。《突厥寺碑》主要是为促成北周与突厥和亲及阿史那皇后早日入周而发,其撰作时间当在武帝保定三年至天和三年之间;突厥寺的建立和《突厥寺碑》的撰写,尽管从表面看和阿史那皇后没有关联,但实际上阿史那皇后却是建寺立碑最直接的因素。在政治和宗教双重影响下,本无佛教信仰的阿史那皇后屡屡被各方势力利用,无论其生前还是身后,不断被牵扯
摘要:大体来说,欧洲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清代中晚期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清代乾嘉时期,英国两次派遣庞大的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出访清廷,试图与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由于中西文化、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英国这两次外交活动均无功而返,未能与清政府在外交和贸易方面达成任何共识。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规模庞大,成员众多,不少使
摘要:在跨文化交流中,词语的传播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变迁,更是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碰撞与交融。以“体系”一词为例,其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中的生成和演进历程,展现了语言背后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最初英语单词“system”到日语“体系”一词的创译,再到其在中国的引入和新变,以及现代日语中“体系”所面临的西方音译词的挑战,这一过程既是语言形式、释义内容的转换,更是对中日社会文化发展差异的映射。纵观中国从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为根本导向,充分保护和促进发展权。在价值关联上,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权在诸项价值理念上高度竞合,为发展权的价值优越性提供了确证。在价值创新上,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强化价值主体、优化价值目标、更新价值客体、绿化价值内涵、拓展价值场域,持续增进发展权品质与活力。在价值实现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国际社会“基于人权的发展”既有路径,从根本上转向“基于发展的人权路
摘要: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央层面的政策性文件为其作了顶层设计,地方立法则确立了具体法治路径,但基本还停留在传统思路上。碳达峰碳中和治理中数字法治的运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优势。碳达峰碳中和治理的数字法治应当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促进低碳生活、减少碳排放、技术改造等范畴重点适用。数字化治理的制度构型应当将着眼点放在数字法治理念培育、数字化技术标准的制定
摘要:脑机接口技术是一项变革性的、颠覆传统的新型人机交互技术。作为一个亟待关注的多重应用场景,脑机接口技术体现在“脑控”式应用和“控脑”式运作两个方面。某种意义而言,以健康为代价的脑机接口技术对个体用户的躯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模糊了“数字人”权利彰显的边界,脑机接口技术的“恶用”也带来了技术谋私与犯罪的可能性。要厘定脑机接口技术风险法律规制的逻辑起点,建立严格的数据隐私和保护制度
摘要:过程论视角的协同治理研究忽略了行动要素何以实现的前提性条件,即信息交换。在理论谱系中,沟通理性、交易成本和信息叠加分别构成信息交换的认知基础、衡量标准和有效路径。聚焦于信息维度,柠檬市场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分别与协同失灵和协同有效存在理论亲和度。基于信息视角对协同治理研究进行反思性分析,可发现:从贫瘠的旧车市场状态转化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关键因素在于多元主体的“去柠檬化”行动;个体基于自身边际
摘要: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备受关注,但与专业社会组织不一样,其角色实践和角色期待有较大偏差。究其原因,社区社会组织的“娱乐化”取向明显,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足,难以实现政界与学界的美好期望。在回应社会认同感缺失和解决治理悬浮化问题的双重压力下,社区社会组织必须从“娱乐化”向“治理型”转变。研究表明,由价值引领、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能力引领构成的党建引领“机制链条”是促进这种转变,弥合角色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