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项历史使命。要讲好中国故事,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方位、取向及方法。其中,研究方位有时空方位、历史方位和理论方位之分,研究取向有价值取向、学科取向与角色取向之别,研究方法有基于“社会”和“科学”的两大类;综合来看,研究方位、取向和方法是内在地、有机地关联在一起的。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应对方位进行“叠合”,对取向进行“化约”,对方法进行“证成”,并依次确定研究方位,明辨研究取向,明晰研究方法。更进一步,回归客观历史和宏观世界,趋向学科融合和范式拓展,强调阐述论证的逻辑统一,从更真实、更宏观和更综合的角度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选史入集现象贯穿于中国古代总集编纂的整体历程中,是反映历代古文观念的窗口。在理学与科举风气下,南宋总集立足于史书文本的内在实用价值,对其大量选录并就史书文道、文法、文体等层面进行阐释,奠定明清总集开掘史书的基本倾向。总集经过裁篇、删改、拟题等编辑方式重构文本,新文本多以事件、言辞、人物、文体、主题为中心,呈现出史书在总集中的多元阐释空间。选史入集既彰显出个体旨趣与历时性观念嬗变之“异”,其经典化历程亦呈现审美倾向及民族心理之“同”。总集将史书文辞作为纠正文风的重要工具,文法阐释是史书入集接受的主体面相,总集体例以及选史入集过程中文体的认定、辨析亦包括大量的文章学信息。选史入集受历史时局、文化政策与文学观念演进影响,深具文章学意义。
内容提要:青年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宗教观的臧否,预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学谋划。这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以如何揭露“绝对精神”的理性神原相为线索,他们先后用服膺宗教启示但弃绝现实世界的“孤绝个体”,或直面现实世界并扬弃宗教意识的“社会总体”勾勒人类生存的实然形象;其次,以怎样看待“政治国家”的国家神内核为参照,他们相继把本己性的“伦理个体”和异己性的“政治共同体”视作宗教的现实策源地,从而依托凌驾于有限义务之上的神性道德,或隐伏于异化制度之内的市民生活观瞻人类生存的必然境遇;最后,以能否勘破“绝对真理”的拜物教意蕴为圭臬,他们分别借助超越性的“永恒福祉”和历史性的“自由解放”之力,将“等待上帝的救赎”或“进行现实的革命”,当成人类生存的应然作为。值得一提的是,青年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的宗教观分歧,连同二者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差异性预期,无疑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发生自我裂解的理论因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彼此纠葛的开端,两位当事人的“隔空对话”既反映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预感与其现实预期的拮抗关系,又再次印证了惟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克服资本主义唯灵论的思想武器。
内容提要:“田野”研究构建了“文化科学”的基石,如今已发展为重要的“田野调查”方法论,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究其根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定了“田野调查”的理论基础,即立足于唯物史观视域,才能探究“田野调查”具备的深刻本质内涵和复杂表现形态。“田野调查”确立了主体为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遵循了社会演化基本规律,贯通了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运用“田野调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夯实了“田野调查”的理论基础,拓展了深度融合社会实践与理论创新的扎根理论(ET)新境界。
内容提要:文章讨论公有资本概念的学理依据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基础上,其资本概念具有价值增殖性与阶级剥削性不可分割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增殖包含了私有制经济的价值增殖和公有制经济的价值增殖两部分。公有制经济的价值增殖与阶级剥削相分离,这是公有资本概念的事实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资本都是马克思所未曾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创造。公有资本概念的引入要求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一个包含了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内的资本一般概念必须重新定义。公有资本形态在改革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理论依据之一。改革中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商品市场出售全部产品,而且要通过市场获取所有的生产要素;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在“国家辛迪加”的行政指挥链上下移权力,到通过产权改革建立国有股份公司的不同阶段。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创新,以及公有资本概念的导入和深化直接相关。在以上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王峰明同志同笔者都存在重大分歧。
内容提要:现代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主义”之争根植于社会哲学观之中。基于对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间关系的不同认知,西方社会形成了乐观主义、悲观(宿命)主义、务实主义和激进主义四大思潮,进而产生出具有不同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的经济学流派。同时,激进主义之外的三大思潮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而形成了西方的主流思潮,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分支,这也构成“主义”之争在当前经济学中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尖锐的争论,就在于它们建立在对立的社会哲学观之上:前者根基于利益冲突的社会观,从而致力于发掘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后者则根植于自然和谐一致的社会观,从而致力于为资本主义提供合理性解释。不过,发源于西方社会的这四大社会哲学观都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之中,从而使得经济学各流派都嵌入了深深的肯定性理性,由此造成理论和政策的极端化发展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循环转换。为此,我们需要深入洞察经济学各流派所根基的社会哲学观,进而挖掘它们之间的互补性。
内容提要:“物色”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的美学范畴。此后,“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的重要范畴。“物色”美学范畴成为中华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强对“物色”美学范畴的研究至关重要。在对“物色”历史语义考辨的基础上,辨析刘勰“物色”美学范畴的理论特质和哲学基础、揭示“物色”美学范畴生成的艺术审美经验基础、阐释刘勰“物色”美学范畴的美学意义、阐发“物色”美学范畴的当代价值与中西比较等问题,以期推动“物色”美学范畴与中华感兴美学研究。
内容提要:“体用”范畴是中国本土固有思想发展的产物。先秦时期,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有相关的思想因子。魏晋玄学对此有更多更深入的关注,并广泛地影响到正处于自觉时期的中国文章学,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一影响在中国文章学中的集中体现。刘勰从最高层次、中间层次和具体层次,多方面多层次展开“体用之辨”。在刘勰看来,文章从本体、体制到体貌,无形之体无处不在;与之对应的是,从最高层次的文章功用,到中间层次的文章规范,再到具体层次的字句运用,有形之用也比比皆是。宋明时期,思想家们从理学的角度把“体用之辨”推向高潮。由于受儒家思想的主导,中国文章学注重“体”与“用”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但相对而言,更重视探索文章之“用”,从而形成中国文章学的重要思想脉络———实用传统。基于明体达用的优良传统,中国文章学有关注社会生活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其本身的理论思想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内容提要:与萧统《文选》选文大体立足“篇翰”、不选经传子史类不同,刘勰“选文以定篇”的范围不限于集部“篇翰”,还从浩瀚的经传子史中大量发掘、遴选、剪裁具有文体学意义的文字片段、口头陈辞、文体雏形、文体本事选文构史。他从经传诸子中截取具有明确文体指向的史料构成选篇,发掘经传诸子中隐含的文体学史料命篇命体;从史籍“镶入”“附录”式录文中提取选文,遴选史籍中的文体本事钩沉文体史;从文章总集和分体总集中撷取经典篇目选文定篇。刘勰通过遴选、截取、衡论、诠释各历史阶段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事件、文本,建构了以五经为原、兼及子史、以集部为主体的中国文章学谱系,首次系统地写下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诗史、中国赋史、中国颂文史、中国诔文史、中国铭文史等三十多种文体史论,建立了源流贯通的较完善的文体话语体系。探究刘勰“选文以定篇”的史料来源和构成方式,可以更好地揭示刘勰文体话语的特色及其生成的内在机制。
内容提要:官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旨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这主要体现为中央各部的集权。光绪二十九年商部新设后,强调委任议员承担考察之责,此后新设或改设的巡警部、学部、邮传部、陆军部等均设置了类似职官。民政部等还常态性地派遣官员至各省巡视、考察。这些巡视、考察促进了对地方情况的了解,加强了督催,推进了政令贯通。更重要的是,各部推动建立了各省司道双重领导体制,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清末各部的集权举措尤其是各省司道双重领导体制的初步建立,对此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政府的施政方式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内容提要:1904-1905年日俄战争是近代以降非欧美小国首次战胜欧洲列强之战,并在客观上逼得俄国退出了侵占五年之久的中国东北领土。日本敢于对俄国开战并取胜,得益于英国实施“东亚版”大陆平衡战略。英国巧妙利用日俄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主动与日本结盟以壮其胆,诱使日本率先挑起战争,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该场战争的节奏与走向。在预测到日俄两国难免一战之际,英国在情报搜集、信息侦查与临时购舰等临场备战上给予日本大力支持,更在战前的紧要关头为日本提供了各种有效的保障,成为日本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性助推力量。殆至战争爆发后,英国更是一改“幕后操盘手”角色,直接利用、寻找乃至制造一系列偶发事件对俄国进行战略干扰,疲惫俄军,为日本最终获胜扫清了诸多潜在或显性障碍,以此遏制俄国在东北亚与西太平洋的扩张。
内容提要:规模性返贫是在返贫监测对象密集分布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在某个风险事件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的现象,具有明显的群体性、规模性和突发性特征。规模性的识别标准是“一个群体、一个地区、一个事件中有较高比例的人返贫”。文章在借鉴“压力—释放”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将规模性返贫视为一种大规模风险事件,其风险诱因是贫困脆弱性与致灾因子交织耦合的结果。一般而言,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可能性比较低,除非有重大的突发性事件或灾难,且政府兜底政策失灵。据此,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在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和控制致灾因子,建议将规模性返贫风险治理关口由事后帮扶转向事前防治,增强农户的生计能力、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
内容提要:面向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和发展现状,艺术乡建既给乡村文化再生带来了重要机遇,也存在困境与挑战。通过深入分析艺术乡建的文化再生效应,提出价值体现、主体协同、产业振兴、组织制度构成的“四位一体”艺术乡建与乡村文化再生的逻辑框架,讨论了现有艺术乡建的行动模式、现实困境与文化共同体实现路径,提出当前实践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转向不明晰、参与主体诉求难以平衡、产业内生活力激发不足以及参与制度尚待完善的困境。破解这些困境成为重构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关键,应当加强乡村在地性文化建构,建立艺术与生活的联系,进而重塑乡村文化精神,助力推动全面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