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跨越千年时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技术智慧与文化精神。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奔涌的当下,如何守护陶瓷文化的根脉,推动其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已成为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2025年5月11日,邀请国内部分专家,围绕“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一主题进行研讨。作为这次研讨会的重要成果,本刊以“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主题,本期推出汇聚8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多维度、多地域、多方法视角
摘要:博物馆陶瓷展览叙事话题的缘起,在于陶瓷之于中国文化的显示度,陶瓷展示之于博物馆展览的普遍性,以及整个博物馆界的“叙事转向”和对国家“让文物活起来”的政策回应。博物馆陶瓷展览叙事的主体不仅仅是策展人,还包括观展受众。博物馆陶瓷展览的叙事是一种可以穿透时间、空间和精神三重维度的柔性力量,除了在展陈现场建构,还会经由观展人在自媒体平台上的二次叙事形成新的扩散,这也充分体现了陶瓷展览叙事的强传播力。陶瓷展览叙事的核心要素是“故事”和“话语”,前者在历史时期形成了丰富的文本,是建构展览叙事的故事源。后者是叙事表达的形式,重点是叙事话语的视角和语法。“全知叙述者”和“西方中心主义”是两种比较常见的叙事视角,未来聚焦微观视角叙事更适合Z世代消费需求,陶瓷展览叙事的语法与博物馆展览叙事具有设计上的共通性,要点是展示空间如何呈现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
摘要:紫砂艺术是传统陶瓷工艺的优秀代表,正面临多重挑战。基于SWOT分析模型,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探讨高学历群体参与紫砂艺术生态建设的路径与策略,可进一步推动紫砂艺术的创新发展。高学历群体凭借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文化传播优势及国际化视野,能有效推动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型,但同时也面临技艺习得周期长、商业化经验不足等问题。在国潮文化复兴与数字技术赋能的时代背景下,可通过多方协作传承、现代设计赋能等策略,打造国潮文化品牌矩阵、建立分级市场体系等方案,为传统手工艺在当代语境下的生产性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摘要:“宾乍隆”(Bencharong/Benjarong)是供泰国皇家使用的中国外销瓷,为五彩瓷之意;“莱南通”(LaiNamThong)是“宾乍隆”的特殊类型,意为描金瓷。“宾乍隆”“莱南通”盛行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以往学术界对于外销彩瓷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销往欧洲的瓷器上,对于为近邻泰国订烧的彩瓷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考察可知,“宾乍隆”“莱南通”彩瓷的烧造地在景德镇、广州以及福建等地,与其地的五彩、粉彩、广彩、珐琅彩等制瓷技术有直接的联系,但“宾乍隆”“莱南通”又发展了一套符合泰国皇室审美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彩瓷系统。对于器型与纹饰的研究,可以看到“宾乍隆”“莱南通”创造了一套适应泰民族审美心理与宗教信仰表达又融合中国彩瓷技术及某些装饰图样的瓷器新语汇。“宾乍隆”“莱南通”彩瓷展现了以贸易往来为纽带的中泰艺术的交流与交融。
摘要:耀州窑,宋六大名窑之一。其独特的制瓷技术和装饰工艺,在形、釉和纹饰上记载着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变迁,留下了一系列多样的文化景观。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梳理出传统陶瓷的文化因子,进而通过文化基因分解法和感性工学理论的语义差异法对其文化因子进行识别指标分解并做定性定量分析,构建文化特征层次结构模型并提取了青瓷刻花基因、兰花食器基因,为后续建立数字化互动性与探索性的多模态展示,向观众系统演绎“千年炉火不息”的耀州制瓷文化和建立批判性思维,为推动耀州陶瓷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基础与参考。
摘要:陶瓷与书法作为中华文明两大符号体系,在材质特性、空间布局与精神表达上形成了“以器载文”的共生传统。本文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到东汉瓷器铭文装饰的自觉化,从唐代长沙窑开创以诗文题写器物的新风尚到宋元以来文人介入制瓷,将书法笔意与釉色窑变结合,以书刻传递书法观念及市井雅趣等的历史流变;讨论了陶瓷书法依托“泥火再造”的工艺哲学及“器型—文本一图像”三维叙事体系,以书法中的篆、隶、楷、行草诸体在瓶、罐、碗、碟等的曲面空间中进行审美创造,以“道法自然”之釉色窑变的不可控性与书写的即兴性形成辩证统一。同时,在当代书法专业的综合材料运用上,探讨非遗研培与专业书写之间的跨界互动,以期实现“器以载道”的历史与当代书法艺术的完美融合。
摘要:“陶瓷文化圈”理论概念是近年来中国陶瓷史和陶瓷理论研究新成果。钧瓷工艺兴起于北宋末年,以中原地区的颍河、汝河流域为起点,形成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金元时期,因战乱、人口迁徙等因素,钧瓷技艺从原产地向豫西、豫北和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等地区窑场传播扩散,形成钧瓷文化圈次生圈层;明清时期,随着钧瓷声名鵲起,南方闽浙赣粵陶瓷文化圈兴起仿钧之风,江苏宜兴宜钧、景德镇铜红釉和仿钧,以及广东石湾窑的广钧,都是这股仿钧潮流下的新品种,形成钧瓷文化圈边缘圈层。钧瓷文化圈的历史演化是中原陶瓷文化圈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原陶瓷文化圈与闽浙赣粤南方陶瓷文化圈南北两大陶瓷文化圈传播交流和互动的典范,探究钧瓷文化圈历史演化的逻辑机制,可以进一步丰富完善陶瓷文化圈理论并提升其解释力。
摘要:作为重要的玻璃制品产地,博山自晚清以来,开始出现了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的玻璃实业改良事象。这一进程,也为近代以来的报章杂志所密切关注,反映在刊发的不少公文、论文、调研报告中,甚至作为新闻予以报道。此类文献与博山玻璃工艺发展时空上相伴,极具既视感和鲜活性,对于追索当时玻璃产业的真实状貌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史料。清初,博山地区已经保持了规模化和成熟化的琉璃类产品的生产,且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了十分娴熟而高超的层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关税的降低,使得西方玻璃制品开始逐渐侵吞中国消费市场。博山的传统玻璃作坊依然依赖手工制造,在竞争中呈现劣势,不少玻璃生产作坊出现倒闭和转型的情况。近代博山玻璃实业改良,是在缺乏稳定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起步的,属于极为有限的产业工艺改良,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基础作依靠,必然是曲折和艰难的。
摘要:民国以降,景德镇陶瓷雕塑界出现了一批以丰城人为主体的雕塑艺人。借助地缘、业缘、体制内授徒等传承方式,在行帮的强大、民国景德镇瓷业经济的发达等多种因素助力下,这些艺人将丰城洪州窑的陶瓷文化积淀及其木雕技艺,与景德镇的彩绘传统、福建“何派”艺术成功地融通在一起,形成了民国以降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与艺术创造的新格局,培养了一批具有“谱系性”特征的雕塑瓷传人,可以称之为20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中的“丰城现象”,其背后是技艺的传播、交流与融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