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钟先生相识,源于创办《问红》杂志,我在冯其庸先生鼓励下,正值俞平伯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首期便由谷林先生赐稿,谷林先生认识钟先生,于1996年即有书信往来。”这是张建智的一段回忆。2024年底,由其主编的“问红文丛”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以《红楼梦》研究为中心,辅以名家的书评、回忆、日记、书札等,图文并茂,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红豆》杂志结集(增订本),一大册,是中文系197
一 1947年至1950年,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 广州为什么会有个南海中学? 广州西边原属南海县,东边属番禺县。直到民国成立,各自的县政府才分别迁至佛山和新造镇,广州市政厅则迟至1921年才成立。番禺学宫曾挂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牌,让它免遭破坏,而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海学宫在米市路,现在仍存残迹,原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办公大楼高耸。 广州有个南海中学,加上在六榕寺附近的南
2016年10月,我有幸被推荐参加了财新公益基金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合作主办的“卓越记者驻校计划”项目(下称“驻校项目”),成为一名“驻校记者”,在中山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我之所以被这个项目吸引,是因为袁伟时老师。 袁伟时老师自1957年起就在中山大学教书,时间比一个甲子还长。在我眼里,他是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是我国乃至国际学界的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三个字,俨然成了一记符号、一
一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是湖南茶陵人,出生于耕读世家。他六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得乡绅黄勿仁资助入私塾读书,后考入茶陵县立高小,改名为谭绍书。1919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改名为谭云山。在校学习期间,他曾经参加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组织新文学社,编辑《湖南日报》星期日增刊《新文学》周刊等。后来,他又创办了中兴学社,参加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
一 1946年7月至10月,武汉大学的师生在复校委员会的领导下,陆续通过空中、陆路或水路返回武汉。其间,吴宓也登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来到珞珈山执教。 吴宓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当年他有筹建国学院和聘请“四大导师”之功,而自己却屈居“执行秘书”之位,一时在学界传为美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清华大学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4年8月8日,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写信给吴宓,邀请他到在乐山办学的武
周鲠生(1889—1971),原名周览,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外交史家,被誉为“中国国际法之父”。 关于周鲠生的字号,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武汉大学法学院门前有一座2005年落成的周鲠生雕像,雕像后方刻有一段简介,称周鲠生“号荫松”。部分专著亦赞同“号荫松”说,如《法意发凡:清末民国法理学著述九种》《折冲之道:以颜惠庆、傅秉常、张忠绂等为中心》等。但更多著作认为,“荫松”是周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迎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春天,鲜花重又绚丽绽放,文艺作品一时喷涌。其中诗歌创作尤为引人注目,处处传诵,放歌神州。彼时那种群情欢跃、生机勃发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人民日报》登载的诗作,似奇葩朵朵,沁人心脾,看后心潮起伏,难以言表。“悲欢百代大广场,风雨千般石未苍”“一从好月重圆后,火树冰轮尽华严”“大雪青松唯廿字,忠魂诗兴满神州”“红叶清霜近重阳,满城载酒索无肠”“刮目十年看‘
《新华文摘》2024年第十八期转载赵丽宏《阅读的美好境界》(原载2024年7月31日《人民政协报》十二版),文中说到“第十本书,我想推荐一本与哲学有关的书。但有两本书放在我的面前,令我犹豫不定。一本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薄薄的哲学小册子《西方的智慧》”,“一本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大学用英文讲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是他的英文演讲记录。英文出版后,他自己再把这本书翻
《萍踪偶记》的作者陈友琴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故学者中享年最长者,他的名字适与钱锺书成为对仗,其来历可以掌故视之。 陈友琴(1902—1996)是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1953年,陈友琴奉调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这一年,陈友琴已经五十一岁。和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先生一样,一家人住在中关园。文学研究所自1953年春成立之伊始,就汇聚了一批蜚声遐迩的优秀学者,在郑振铎、何其芳的主
2024年,琼瑶有三件喜事在首都北京大办:八十万字封笔之作《梅花英雄梦》出版中文简体版;六十册《琼瑶全集》出版;“沧海桑田心如故——琼瑶文学回顾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展出。据说这次展览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升格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后的首次文学展,展厅内摊开的作品和琼瑶手书文句组成的造型装置耀人眼目,琼瑶著作全集、创作手稿、影视资料等依次呈现,观者耳畔响起琼瑶影视金曲,引人重温“琼瑶剧”的经典瞬间。 台湾
打开电脑,翻找一篇旧文,旧文未得,却偶见《吾师陈远明先生诗稿》,颇感惊喜。前不久听她孙万来仪说,想整理她的诗文,我嘱咐整理好了一定要给我看看,那时没能想起这几首诗。大概是时杰老叔辞世前,从他那里抄来的。也可能是更早时,吾师亲手交给我的,后来重读手稿,特录进电脑珍藏。时间久远,细节难复。 陈远明先生是湖南长沙人,长沙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在她为自己规划美好未来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冲进了湖南,所有人的
常想起多年未通音讯的老友伍开元,在网上一搜,也找不到任何消息。 辗转找来伍开元女儿小朱的电话,才知他六年前就去世了。人生要留下点什么很不容易,可伍开元还是留下了一些行走印迹的。作为记者,他获过不少奖,其中一篇还获得过全国的新闻奖,但新闻毕竟易逝,时过境迁,生命便完结了。作为作家的伍开元,1987年曾出版过长篇小说《十月怀胎》,后来进了新闻界,不写了。《十月怀胎》他曾题赠过我,可惜我一直没有读。书
祁兆熙是晚清上海县人,曾护送幼童赴美留学,并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发轫于1872年的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之举,至1875年,一共出去四批,每批三十人,总计一百二十名。在祁兆熙游美日记中,记载着他从清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初九日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出国,至这年十二月初一日,乘船回到上海“出洋局”(留美预备学堂)。 祁兆熙与西方人打过交道,所以对西方教育有所了解,并在对比中发现当时中国教育的诸多弊
同治三年(1864)秋,左宗棠与曾国藩闹翻后,不仅断了交往,而且常骂对方,仿佛不共戴天。数年后,左宗棠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在表彰刘松山的奏折夹片里,大赞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结果不仅让公众大跌眼镜,而且连曾国藩本人也不明白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左帅表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之功,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这是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初七日曾国
《湖南出版大编辑》前言说,大编辑是顺大势、传大道、出大书、成大爱的编辑。本书是与《湖南出版五先生》配套的一本书,与前一本相比较,这一本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就是人物多,有十九名大编辑,在历史图像上有更多的点,故而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出版风貌,堪称湖南出版乃至中国出版的缩影。 本书从曾任湖南出版当家人的胡真写起,恰好是湖南出版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胡真其人不是文字编辑,却是规划湖南出版的大编辑。书中胡真
2024年是劳承万先生的鲐背之年,也是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于我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需要礼敬的事情。第一次和先生见面,是1992年在全国农展馆附近召开的美学会上,这成为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在1993年至1997年间,我在先生主持的湛江师院中文系工作并执弟子礼,沐浴春风,聆听教诲,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离开先生以后,我们交流密切,从书信到微信,延续至今。有一次和自己的学生聊天
单演义先生的治学生涯可以清晰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专治庄学,著有《庄子天下篇荟释》《庄子通论》《大学语文》等;新中国成立后改治鲁学,著有《鲁迅讲学在西安》《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与郭沫若》,整理出版《鲁迅小说史大略》。因此,单先生哲嗣单元庄以“半世觅庄半世周”来概括其父的学术人生,也可以说是“知父莫若子”了。 研究庄子,单演义先生得到前辈学者萧一山、高亨、唐兰等人的认可,可以说已名声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化界首推“香江三绝”:饶宗颐的国学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董桥的散文创作。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董桥散文在内地拥有现象级的声名,彼时各种选本纷至沓来,比如著名海派评论家陈子善先生编选的《董桥文录》和《你一定要看董桥》,在一代读书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近十多年来,董桥先生自认为悟得文化真经,识得散文命脉,先后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夜望》《读书人家》《我的笔
一 用文学表现延安时代,从延安时代已经开始。“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延安时代的许多作品照亮了前行的路,已成为不朽的经典。《延安典故》既是对历史的致敬,又是“我心写我口”的文学书写,是在感恩与反刍中继往开来。公木诗曰:“你把一代的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掩卷沉思,诚惶诚恐:我做到了吗? 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延河、宝塔、窑洞……这些延安的标志性符号,既老又新,历久
老舍的另一面 陶亢德在《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版)里对老舍其人的记述,让我们认识了老舍的另一面。不过陶亢德的话只是孤证,也许有失公允,必须有另外的印证才行。 最近正好在读徐訏的《念人忆事》,里面有一篇《舒舍予先生》,因为徐訏和陶亢德都曾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做编辑,二人记载的事情时间上吻合,正好彼此印证。 徐訏在《念人忆事》中回忆说,老舍从英国回国后在齐鲁大学教书,他是在给林
艾青坐在对面长沙发上,前额宽阔的硕大脑袋懒洋洋地仰靠着椅背,目光投向天花板,他旁边挨坐着诗人徐刚。 我隔着茶几,恭恭敬敬端坐在旁边的单人椅上,开始采访:“艾青同志,我从初中时就喜欢您的诗……”艾青立马打断,拖长了声调:“都——这么说,都——这么说。”我不计较大诗人的不耐烦,自顾自表白,说自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怎样在农场的水车旁读他的诗,读聂鲁达和希克梅特的诗,并且背诵了希克梅特一首完整的四行诗:
索居无俚,忧心如淡。借酒浇愁,牵萝补屋。奈何新亭之泣宛矣,山枢之吟,写示知交,或当破涕。壬申春暮,简庵自记。 近一个世纪之前,1932年的晚春时节,江西人王易在南京,将当年写好的十四首词作整理一遍,写下了上述一段小序。由于词作数量不多,加之当时正值抗战军兴,物资匮乏,王氏只草草地油印了几份,聊作备忘与馈赠友朋之用。 这本只有十一个页面的油印小册子,名为《藕孔微尘词》。卷首钤有一枚如豌豆大小的“
一 在苏东坡的诗文中,茶出现的频率极高,共有八十多处。他大概是在杭州通判任上喜欢上茶的,那时,他三十四岁,自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成为一位茶痴。 因反对新法,经历了一场构陷后,苏东坡深感京城官场险恶,于是自请外放,到了杭州任通判。虽精神苦闷,但苏东坡找到了排解方式——与僧人交往,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苏轼自己说:“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僧人喝茶,也都以好茶待客。有一
一 提起宋徽宗赵佶,不免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同样才华出众,同样是亡国之君,同样的被帝位耽误了的艺术天分,令人唏嘘不已。清代郭麐曾以《南唐杂咏》写下对李煜的评价,亦可用以评徽宗:“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由北宋遗民所写《大宋宣和遗事》开篇诗曰:“暂时罢鼓膝间琴,闲把遗编阅古今。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说破兴亡多少事,
最早知道法兰西第一帝国赫赫有名的拿破仑一世,是在年少时看的一部名为《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法国电影里。电影讲述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指挥法军在小城奥斯特里茨与为数众多的俄奥联军作战,取得世界军事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大捷。著名的巴黎凯旋门又称雄狮凯旋门,就是为庆祝拿破仑的胜利而建,后来成为法国国家的象征之一。后来,又读到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俄法战争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印象最深的是,托翁从1805年俄国
从郑和下西洋到麦哲伦环球航行,人类对海洋、对自己版图之外的地区充满着好奇和憧憬。在迈向未知的世界的过程中,西方许多殖民者、传教士、商人等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探索世界或远洋航行的所见所闻。其中的主角自然以西方人居多,非西方人往往是被书写者,关于非西方人航行经历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描述和记载十九世纪末世界首个环游世界的君主的经历即太平洋岛屿夏威夷国王环游世界经历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夏威夷国王世界
近读《目加田诚北平日记》,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北平文化生态,有了更多了解。虽经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读来还是倍感亲切。1933年10月20日,目加田诚受日本九州大学委派抵达北平留学,研究课题是“清末时期的学术文艺”。在北平的一年多时间,他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旁听课程,同时聘请两位“有风度”的旧文人给他教读汉语。从书中来看,目加田诚是有一定语言基础的,教读的主要内容是《红楼梦》。更多的时间,目加田诚
一 大航海时代以降,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将商业贸易网络延伸到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明清时期,随着包括农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断传入,中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农学开始相遇、碰撞,中国传统农学逐渐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 明末,西方近代农学开始零星传入中国,成书于1639年的明代农学巨著《农政全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影响之下的一大农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中国农民种植的谷物中就已经包括了春小麦和冬小麦、大豆和小豆等。此时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油料作物,与新出现的芝麻和白苏同属一类。在东汉时期成书的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中,麦有八个品种,禾有七种,稻有六种,豆有四种,麻有四种,黍有三种,芋有两种。正如《四民月令》所揭示的那样,汉代人的食谱已经比较丰富了,中国北方的农民当时有很多种类的粮食作物可以种植。 小麦和大麦最早都是在西亚培植的。
杨金生教授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宋周濂溪全编》(以下简称《全编》)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敦颐学术思想研究规模最大的文献集成,这是毫无疑义的。《全编》比十五年前影印出版的《周濂溪先生实录》(学苑出版社2007年出版,全四册)的体量大四十倍,所以《全编》对于周敦颐学术思想研究的贡献与影响,是决然可以预期的。 《全编》初读之后,可知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第一,部类周备,不弃遗芳。《全编》已将子部